9个月过去了，在投递近40份简历后，安琪只斩获了1个“不情愿接的”市场营销岗位offer，这让她很意外。
安琪今年大四，就读于上海一所Top2的“”的文史类专业，是众人眼里顶着金字招牌，求职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候选人。大学前三年，尽管会有阶段性的焦虑，但安琪也无数次畅想过属于自己的远大前程。
如今，她闷在厦门的家里落落寡欢。受疫情的影响，部分企业缩招、停招，甚至无限期延迟签约。一些职场人成为“优化”目标；而像安琪这样的求职者，或者还在奔波于“大势已去”的春招市场，或者重返象牙塔试图躲避风雨。
他们就像悬浮在半空，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人生，争取在风浪中保持住姿势。
“退路”
安琪求职最有信心的阶段在年10月。投递简历后她陆续收到笔试通知，每日高频练习数字推理、逻辑推理题目，并焦虑难安地等待企业的面试通知。成绩不错的她甚至放弃了保研资格，“嫌麻烦”，“终归是要就业”是她没有提交保研材料的理由。
“在家里自闭，钻牛角尖问自己为什么没去保研？害怕选择错误毁了自己。”安琪在面试环节意识到后悔，10多位候选人黑压压地围坐在会议室内，面试官要求先轮流做自我介绍，她发现参加群面的候选人多数是知名高校的研究生，甚至有一场群面中只有她一个本科生。
开场时有些露怯，案例讨论环节也“找不准自己定位，插不进去话”，面试官说，“可以讨论了”，话音未落就会有候选人站出来主导话题，安琪刚有些尚未成熟的想法，发现讨论已进入下一个论点，她像是群面里被雇来的群众演员，走了几个过场，秋招已接近尾声。
安琪不甘心陪跑，她寄望于春招。疫情使得春招不得不在云端进行，汽车、化工、航空、奢侈品等行业巨头都没有招聘计划，甚至计划全球裁员30%现有员工。
她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，接到的为数不多的面试邀请电话，在对方得知她无法到现场面试后，委婉表示之后再联系。“厌倦了求职，拼命想也不知道该做什么……”晚上睡不着，闭上眼睛眼泪莫名地流下来，问自己“以后干些什么？该怎么办？”
她有两段强企业实习经历，不错的成绩，但像许多应届生一样，“试错的过程中明白了自己不喜欢什么工作，却没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”。
徐畅的经历与安琪相反。她是南京一所理工类院校的研究生，翻译专业。群面是她最擅长的环节——也许是有长达一年的工作历练，她一直是那个“话多，让人印象深刻的姑娘”。
秋招时，徐畅赶场子似的参加了20多场宣讲会，面试地点覆盖南京、苏州、北京、上海，“收获了一堆产品小样和一叠高铁票”。
人民视觉图
一月份疫情爆发前，徐畅终于找到心仪的工作，得到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供应链岗位的口头offer。她心满意足地回到湖南老家过年，每天都查看邮箱生怕错过offer的邮件通知。
在家等了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…她没有等来正式的录用通知，却通过校友得知公司今年缩招，offer在申请中但没有批下来。
徐畅的一位同学也撞上了企业缩招。这位同学原本计划5月份入职一家时尚公司，也早早在公司附近签了一年房租协议，却因企业缩招迟迟没有签三方协议。
如今，徐畅准备在老家准备公务员考试了，毕业两年内未择业，依旧能以应届生身份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，“英语专业，降低要求还有很多条退路”。如果考公不顺利，她打算下半年把教师资格证考下来，在家乡县城做一名英语老师。
安琪也在谋划她的退路。秋招时，她放弃了保研。现在，她决定重拾课本考研。高考填志愿时，她是茫然的，现在她清晰了许多，想学市场营销，“是一种短暂逃避，但也想做足准备，配得上喜欢和满意。”
公务员考试人民视觉资料图
“被优化”
李响每天避开家人，躲在房间里不断刷新招聘信息，投递简历。手机一响，立马快步关上房门接听，如果接到的是房产或股票推销电话，空气里都凝固着失落。
这种状态持续了3个多月。4月份疫情逐渐好转，他每周可以接到5到6个招聘电话，有些电话面试后没了下文，有些企业邀请他去现场参加二面。他希望通过视频面试拿到offer，再选择北上或者南下，但现实很骨感。
年10月初，李响跳槽到一家市场成熟的科技公司，担任华中区销售主管，还在6个月试用期内，他带领团队取得第四季度业绩考核五个大区的中位，雄心勃勃地想要在新工作中干出一番漂亮的业绩。
2月10日，隔离在湖北*冈农村老家的他接到总监电话，说他入职后没有工作业绩，公司打算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。
刚刚还在逗1个多月大的女儿玩，李响瞬间笑容僵硬起来。他试图用业绩数据反驳，总监转而质疑他的工作态度，显然没有给他商量的余地。
放下电话，李响久久难以平静。他今年32岁，语速快思路清晰，年底跳槽到新公司是想再拼一拼，却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二月被裁员。妻子还在哺乳期，家里的生活开销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“去年结婚刚买的房子，手里一点存款都没有”。
2月15日，他主动打通公司人力资源的电话，询问关于离职补偿金的问题，人力资源好像早已预料到他的来电，称工资和社保结算到2月底。
“没有收入，孩子需要买尿布，奶粉，用钱的地方很多。”李响像是胸口压了块巨石，夜里3点多，他坐在黑暗里编辑一条很长的短信给人力资源，希望公司可以将社保和工资发放到5月。
第二天下午，他接到人力资源的回电，研究决定将他的工资发放到5月，社保交到3月。“给你就拿着，疫情过了能争取到什么呢？”谈不妥的2个月社保缴纳像是压倒李响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2月24日，他收到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邮件，纸质版文件随后也被到家里，文件上要求李响签字并办理交接手续，他拒绝了。
他打给北京社保局、市民服务热线、市长热线，社保局答复，“疫情期间，公司无权对武汉乃至湖北员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，终止劳动关系无效，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，员工有追究赔偿的权益。试用期公司也不能以任何理由解除劳动合同，同时试用期在疫情期间自动过渡转正。”
失业在家的日子，李响自从3月5日工资日收到公司发放的元，再没有收到任何工资和补偿金。他不清楚工资的计算标准，按照合同每月薪资1万出头。于是，他决定找代理律师在北京协助申请劳动仲裁，自己再全力去找一份“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”。
招聘会人民视觉资料图
3月伊始至今，李响投递了五百余份简历，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“想找一份科技业务板块的销售工作，应聘的岗位有主管，也有专员。”
距离offer最近的一次，他入围上海一家互联网共享企业的终面——人力资源面试环节，当面试接近尾声，考官问到他年纪时，神色暗淡，抿了下嘴，“不够年轻”。
“寒冬里的艳阳天”
2月初跳槽还在试用期的曹杨，也成了团队中唯一被裁员的人。
4月14日早上8：30，曹杨还没来得及打杯热水，部门经理低声把她叫进小会议室。平时部门有什么事情都是在工位上沟通，曹杨疑心，“单独被叫进来不是什么好事？”经理回，“对，昨天晚上开会决定我们部门需要优化一个人。”“所以……那个人是我”，经理沉默片刻，似乎是如释重负，“对”。
曹杨坐在会议室里一动不动，“说话的时候没那么伤心，但得到肯定答复后很懵，挺难过的。”距离入职只有1个月，却成了最先离职的人。经理不放心又和她聊了1个多小时，关于未来和工作。
曹杨问，“现在求职新媒体岗位哪个行业好做一些？”经理悲观地说，“没有建议，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干。”两个人都沉默了，谈话结束。
她24岁，坐标济南，离职后投递的10多家公司，薪资和通勤距离都不及前一家公司。一个月前，曹杨为了上下班方便把房子租在公司附近，交了一年租金，房子距离市区10多公里。
2月初，她从老家回济南，投递了十几份简历，十几天的功夫，收到多家公司的新媒体岗位面试邀约。“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很多外地员工没办法及时复工，招聘市场需求比较多。”那会儿，她拿到5份offer，最终选择到薪资最高的一家教育公司做新媒体运营，到手工资元。
“被优化”后一个多月，她接待三家公司面试邀约，没有收到过录用通知。
人才市场人民视觉资料图
“月光族”曹杨为了能尽快找到工作，将期望月薪调整到0元，比从电商公司跳槽前还低几百元。她不遗余力地“优化”简历，将工作成绩中转化率，吸粉量的部分加粗，代表作品附在简历后。“大学毕业到现在，这是第一次这么认真修改简历。”
压力大，焦虑无处释放，买彩票成了她解压的方式。“以前偶尔买一个刮刮乐，这段时间几乎每天下楼都去彩票站买双色球，大乐透，2块一注，每天买一注，假装可以一夜暴富。”曹杨自嘲地说。
没钱的日子，她开始后悔以前花钱大手大脚，买些可有可无的东西。“买手账本堆得老高一摞，但记东西还习惯用黑皮小本；清洁面膜，睡眠面膜，水润面膜好多都没拆封；两瓶开封的精华只用过一次。”
“做月光族的时候很开心，真的遇到困难才知道储蓄的重要。”除了投简历求职，她考虑运用“网感好”，“具备运营思维”的优势，做自媒体副业，两周前她开通了